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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 玉汝于成(上)

2017-12-22

共克时艰 玉汝于成(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存亡转机

【编者按】

历史功勋在岁月冲刷中放射耀眼光芒,自强不息在时代变迁里彰显永恒价值。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让我们共同回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艰难困苦风雨飘摇中维系医院发展、维护民族气节所走过的崎岖之路,回顾以医者情怀为人民解除病痛,保留并培育医学专业人才的历史使命。

 

风雨飘摇中的艰难维系

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日军封锁时局动荡民不聊生,抗战时期的北京中央医的医疗活动甚至生存都是极为艰难的,靠广泛募捐计算度日。

医用药品器械、消毒、取暖的煤炭,医用棉纱布匹、冬季取暖烟筒用铁皮以及粮食供应,病人所需糖、蛋等物品更是维持生计不可或缺物品,但都冠以战备物资之名,设法从驻京宪兵队司令部、日驻京使馆、内务总署华北赈济委员会的振款担保、盖章、恳请、协商拨助讨要。

即使这样医用器械和药品供应依然及其缺乏,据记载当时全院只有两个输液瓶,而且长期不使用针头堵塞。医疗物资全靠医务人员四处奔走收购或者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没有十二指肠减压管,就到自行车铺买气门芯代替;没有手术灯,就用汽车灯改造;没有手术器械,就自己绘图找工匠做。药品也是医院的重要物资,有了药才能进行治疗。药房工作人员一下班就在全市药房转,一看见货真价实的药品立即收购。物品极大匮乏的年代里,每一块纱布、一个棉球都要登记计价。医生用药慎重、准确、节约,就连辅料也精打细算,能回收就回收,洗净消毒重复利用。一个棉球至少要分成两半用。

工作条件简陋,生活更是艰苦。1943年之后货币贬值朝夕皆变。医生工资微薄,一发薪水赶紧卖粮食和必须日用品。由于日军控制粮食,医院供应医生的膳食主要是“共和面”(面粉中掺了大量玉米皮、麸子皮)。每周只供应三次米饭,一次一小碗。就是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在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仍然兢兢业业,对病人认真负责,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己任,维持推动医院的发展。

战火纷飞下的气节担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虽然主要以太平洋和周围国家为战场,但也是我国抗日战争的延续,不仅影响到中华民族兴衰与命运,同时也将中央医院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恰在此时院长邓维屏提出本人提出辞去中央医院院长一职,于是由董事长曹汝霖临时代任。

在这段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就是曹汝霖(1877-1966)。如果翻开五四运动相关的历史材料,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家的这一幕。作为1915年参与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签字谈判的曹汝霖(当时任外交次长),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此后,曹汝霖被罢官,他自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愿做在野之民。他积极响应伍连德博士建设一家中国人自己的西医医院的倡议。北京中央医院的集资筹建、后期运营中,曹汝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1年的12月,随着日本轰炸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并接管了协和医院。有条件的美国医护人员相继离开中国,而中方医护人员则通过各种渠道纷纷另找出路。有人去了我国南方省市,有人出国行医,有人自开诊所维计生活,也有些医生面临失业。

曾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曹汝霖,恰巧又与侵华日军华北司令多田骏有过一面之交,于是积极出面为协和医院求情,劝解其收回成命,但多田骏拒绝了。随后日军又想强占北京中央医院。曹汝霖又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

协和医院关闭后,市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主动联系与曹汝霖董事长洽谈商讨:“协和一旦停办,京城两百万人将失去施诊重要机关之一,政府急寻补救办法。之初还只望得以恢复,但两月后协和医院终关闭。因此想到用中央医院担起协和医院任务。”

于是曹汝霖与平素较熟悉的,此时还在彷徨的部分协和医生告知:“我与友人在西城设有中央医院,虽规模设备不可和协和医院相比,而且中央医院为私立医院,经费较为困难,但为社会着想,诸君能否屈就?”协和医生皆因曹汝霖先生热心奔走促成此事而感动,表示“愿暂时尽义务,不必顾虑”。

危机转折中的历史使命

1942年3月3日中央医院第78届董事会上,曹汝霖董事长正式向各位董事禀报事件原委及和各方商谈结果,政府在与曹汝霖董事长商洽后,承曹董事长及医院同人热心帮助支持。经政府协调疏通各方努力,不日‘扩充草案’得以完成。

同时曹汝霖提出三点建议:其一,中央医院为私立性质,经费来源自官商及中外慈善家捐助。仍须保持中央医院原来性质,不能改变其名称。其二,中央医院原医生不多,应保持这些人的原有待遇不变。其三,中央医院原有修女十余人,去留应有妥善办法。

董事们认为曹董事长与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商洽结果既维护中央医院性质,又可获得政府支持,以及不少名医到来可使医疗得到改善,不仅造福百姓,也可借此机会着手整顿医院发展,遂众人一致赞同。此时董事会推举方石珊为院长,仅仅一个月后,方石珊即提出辞去院长职务,保留院董事一职,原因不得而知。但此时能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与之周旋打交道恐非曹汝霖莫属了。

随后,日本宪兵司令部仍然经常找协和医生的麻烦,经常传唤问话。有时外科医生正在手术,电话传唤就必须马上到宪兵队去,放下手术病人就有生命危险,但稍有迟到就要受到严厉申斥,医生们非常为难。为此曹汝霖再次找到多田骏,说明这些医生都是专家,治病救人重要。多田骏说:“宪兵司令部怀疑这些医生,怕他们有反日行动,所以会经常盘问,你有什么办法保证他们不是反日分子?”曹汝霖表示,“这些人是我接收的,我愿意负责,我以院长名义给这些医生、护士发一个证明,由我签字盖章。有这个证明的就是我们医院的人,绝不是反日分子,我负责。”多田骏说:“这个责任不轻啊,君当慎重考虑。”曹汝霖讲:“我敢保证。但也希望今后宪兵没有真凭实据,不要传唤他们,让他们安心看病。”

在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倾尽所能保全医院和专家,在动荡年代延续了医学发展的命脉,拒绝担任日本在华北伪政府总理大臣,绝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曹汝霖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值得后人纪念。

 

协和医院被迫关闭后,部分医生陆续来到中央医院,从而也给风雨飘摇的近乎停摆的中央医院带来一些新的生机和置业理念。自从医院创办初期,伍连德博士离开后,弘扬医学服务百姓的理念逐渐被为了不得不求生计和广泛渗透的宗教势力所取代。因此中央医院能有此机会进行改组无疑是给医院注入了活力和提供了重要转机机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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